枫桥经验由此告诉我们，在复杂而又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中国制度转型面前，我们既要看到人们在运用着什么样的法律（在知识意义上），也要看到人们如何运用这样的法律（在实践意义上），同时还要看到人们运用这样的法律时发生过怎样的观念转变（在历史和文化意义上）。
[5]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2]但是，其讨论分析主要聚焦于形式美感，对于价值层面的意义并未作充分的分析。
只有在处理好重大的价值问题后，才应考虑民法典的形式美问题。例如，在名誉权与舆论监督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格权法中可规定公众人物的概念，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作必要的限制，其在内容上就相当于是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作了更为细化的规定。总之，在很大程度上，侵权责任法只是权利保护和救济的制度之一，无法替代人格权法上的其他制度。法治的核心就是规范公权，保障私权。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精神生活上的需求也同样要得以尊重。
例如，根据法国民法理论，民法典和民法学理论的基本内容都是围绕主观权利展开的。但是，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对于人格权是否应独立成编的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对于法律，听众可能了解和掌握的比法官少（职业法律人作为听众例外），但是面对普遍需要遵循的价值，听众内心也有自己用以衡量和判断事物的天平。
[9](P117)当然，法官的约束不仅是内在的诸如道德等的约束，而且也是外在的诸如体制的约束、法律的约束等等。法官该如何适用该规则判决呢？按照佩雷尔曼的解释，为了说服听众（这时主要是要说服被告和公园管理处），这时法官可以指出禁止车辆进入公园是因为公园人多，为了保护游人的正常游览秩序而设立的规则，不管是两轮车还是四轮车进入公园都会破坏游人的游览秩序，应该都属于被禁止之列。从日常生活实际来看，司法判决没有说服听众不仅会削弱听众对法治的信仰，也会削弱听众对法治的信仰程度。某日张大山骑电动车进入了公园，然后被控告至法官处。
第二，法官所做的司法判决需要考虑说服听众。二是由于法律观念在某种层面的深入。
是故，控辩双方或者诉讼两造都会为论证做积极地修辞努力。张大山辩解道，电动车只是两轮车，而不是四轮车，很明显禁止车辆进入公园的车辆指的是四轮车，因此不应该受罚。如说张大山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很难用逻辑来证明的命题，但是用修辞论证的方法则比较容易。法治发展到了今天，在祛除了对法治的盲目崇拜情结之后，司法自身也慢慢意识到司法判决的说服功能必须得到加强，否则就有成为独白而难以获致接受成为共识的危险。
尽管在司法判决的制作过程中，法官会广泛地考虑案件事实的还原程度、证据、诉讼两造的庭审表现、律师的事实主张及其抗辩理由等多种因素，但这都是法官在听审案件以后单独作出的，他不可能再通过某种方式（如电话、邮箱等现代信息交流工具）与诉讼当事人或代理人联系并询问案件情况或者对案件的看法（调解结案除外）。有关说服的理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已经在学术史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当推修辞学。所以笔者在前文提出所有的听众都是能够被说服的，即如果说话者的知识水平和说服能力达到了无限高的境界，不管听众的信仰有多顽固，只要能够跨越听众的信仰峰峦，就会实现说服。在抽象理论层面，佩雷尔曼将听众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全人类，即所有的正常人、有理智和人性的成年人，此为普遍听众。
佩雷尔曼在考察现代逻辑时，原以为形式推理会排斥价值判断，但是研究的结果却恰恰与此相反，一切带有人的因素参与的判断过程都避免不了价值判断。但是，实际上法院审理的许多案件并不是如此单纯的。
这时，法官思考如何写作判决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可见司法判决还必须考虑去说服。
如果一个事实命题的论证得不到接受，可以称之为一个失败的论证。其次，对于作为听众的案件辩护人、代理人或者关注案件的职业法律人来说，他们本身就与法官分享了基本相同的知识，其在案件的认知方面，有一定的共同话语，因此对话和沟通是可能的—关键是能够产生对话或者沟通。[6]在论辩中不仅需要旗鼓相当的对手，而且也需要有合适的听众。三、听众在司法判决制作中的地位按照新修辞学的观点，听众之地位有四：第一，听众决定判例和分配假定的负担。但是就结果而言，却关系到诉讼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当奥斯丁和凯尔逊将价值判断交给立法者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也就把法律论证中最为核心的法律的正当性问题悬置起来了，而不是解决了。
[7](P17)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就产生于由谁来判断。在当代法治社会，当事人的辩护人和或理人都是比较熟悉法律的职业人士，如律师。
而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听众不合理的前见，就是司法判决必须要努力做出的行为。如某公园有禁止车辆进入公园这一规则，并且宣布其直接法律后果是罚款50元。
恪守规则使司法看上去很呆板，因它对各种灵活应变的措施保持戒备。当然，有时候对法律事实的还原需要混合使用多种论证方式，以达到双重效果。
所有的干涉都是对法官独立性的冲击或者对法官独断性的妨碍，不仅有违法官的决策本性，而且也有违司法公正原则。）彭中礼，单位为山东大学。司法判决是由法官作出的，这是法官在听审了案件的全部过程之后必然要做出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关涉到了诉讼两造的权利和义务分配。由此得出的一个初步结论是，法官要能够与听众达成共识—当然，达致完全的共识的可能性的程度比较低—我拟期待的是达致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
尽管在司法判决中，法官的判决是终极裁判，也是最有权威的裁判。这种模糊论证是国家公权力机关挟权自威的表现，或者说是傲慢的表现。
一切法律活动的主体，特别是作为法律适用者的法官都有义务批判性地省察和质疑自身法律行为的合理性根据和存在的权利，因而也有义务向公众证明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胜，并藉此获得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我们认为，在社会纠纷当中，所有的听众都是可以被说服的，所以司法判决也是能够说服听众的。
[8](P19)每一个职业群体的听众都会有所不同，每一件事情的听众也互异。这时，作为裁判者的法官不可能漠视听众的地位—尽管我们常常要求法官不应受到外界观点的左右和影响，但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很难让法官不接触外界的信息—因此法官对听众的观点必须给予细细思量。
[15](P227)但是从法官的角度来看，使得司法判决具有可接受性的前提就是实现说服之可能。[1](P574)这意味着，在司法判决中判决的艺术必然是修辞，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是法律形式主义学派的一个缺点。用修辞学论证恰恰可以实现法与理的交融，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结合。从听众的角度来说，达致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就是要使判决具有可接受性，如阿尔尼奥所说，合理的可接受性作为法律教义学的重要原则发挥着同真理在经验科学中相同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修辞（术），就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5](P24)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修辞学理论强调应根据演说的对象、场合、观众的心里喜好等来注意区分不同的方式，要区分年轻人、老年人等不同人群的性格等。二是论辩需要对听众的性质等做基本分析。
[10](P727-728)可见，实际上听众在案件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从修辞学的说服技巧来看，听众能否被说服还与说话者本身的知识和能力有关。
在司法判决中，判决书要说明事实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要适用某个法律等问题，甚至还需要对某些价值问题给予合理诠释。但法官的独立思考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造法，尽管法官希望或多或少完全自由按自己希望的方式决定案件，但是他们也还会关心自己在自己尊重的人当中的声誉，甚至因他们已经内化了司法‘游戏的规范和惯例，因此受到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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